高考 | 张林杰：高考成绩没出来，我就在劳改农场找了份工
作者档案
本文作者
张林杰，1959年9月生于贵阳，贵州大学中文系77级，武汉大学文学博士，天津师大文学院教授，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、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教学和研究，著有《超越的困境——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审美空间》《都市环境中的20世纪30年代诗歌》《中国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诗歌概论》《康有为与康门弟子》，译著《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》《跨语际实践——文学、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》《家国梦影：凌叔华与凌淑浩》等。
原题
我经历的1977年高考
作者：张林杰
我1966年上小学，1977年高中毕业，整个中小学时代几乎完整地被文革所覆盖，因此，对我而言，真正的1980年代是从恢复高考开始的。正是高考的恢复带来了一代人命运的转机，从而也为后来的思想变革提供了契机。
“小道消息”将信将疑
约在1977年的夏天，有关中学生也可以被推荐上大学的小道消息，就在学生中不胫而走。当时大学学员都是由单位推荐的表现好的工农兵大学生，而流传的新说法是，部分表现好，学习好的高中生也可以通过学校推荐，参加考试，按表现和考试成绩录取，但占比不会太多。
这种新说法，在引起小小骚动后很快就归于平静。那时，在校高中生，大多是在混日子，对于上大学，并不感兴趣，很多人恨不能早点毕业，回去接父亲或者母亲的班（那时候，为了解决就业问题，许多单位都采取了允许顶替的政策，父母退休，儿女可以顶替他们的工作）。
少数注重功课的学生，希望有升学的机会，但学业是否合格，家庭出身和个人表现能否受到学校推荐，却是无法把握的，因此，他们也将信将疑。毕竟过去上大学，只是少数人的机会，不是人人都能上，所以也不是人人都向往。
我高中毕业大约一个来月以后，恢复高考的消息开始以中央文件形式在某些层级的干部中传达，不久又在公开的媒体中得到了证实，而正式的消息是，并不存在“推荐”问题，只要合乎条件的人均可以报考。于是，犹豫不决的年轻人，就开始正式进入了复习阶段。
那时候，高考制度已经废弃了十一年，在这十一年中，社会上聚集起了无数的往届与应届的高中毕业生，因此，那一年，有570万人报考，创世界高考人数之最，而最后录取人数仅为27万人，录取比例之低，也是少有的。
突击变成半个“史家”
当年贵州的文科和理科分别考四门课，文科考政治、数学、语文，史地（历史地理合二为一），理科科目大致相同，只是史地换成了理化，而考外语的考生是参加文科考试并加试外语。
在那个时代，既没有高考补习班，也很难找到高考复习资料，偶尔也有人把文化革命前的试卷翻出来看看，但一般人的考试依凭就是当时出版的相关书籍。
我复习数学时，一方面看的是自己高中时的教科书，另一方面也去借了几本相关的数学书和练习题来做。看不懂的地方就去找老师问，幸好我中学数学似乎还不错，没有遇上太大的困难。
复习语文遇上的主要问题，是我当时还不会汉语拼音，因此，我花了一段时间，去掌握拼音。古文阅读方面，我借来王力主编的《古代汉语》第一册，还拼命背了几篇。还自己设想了一些高考作文题，练习在短时间里写命题作文。
那时候，我比较喜欢历史，把很多时间花在了历史书上。两三个月的时间里，通读了一遍范文谰的《中国通史》《中国近代史》以及任继愈的《中国哲学史》，并把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两本简要的世界史（忘了名字，很薄，但基本事件都在上面）读得滚瓜烂熟。几乎成了半个“世界史家”，谁提到梭伦变法、汉莫拉比法典、希罗多德的《历史》，我总可以说出点子丑寅卯来。可是，不久，我弟弟给我拿回一张历史试卷，我却傻了眼，那上面有一个题目，要求写出《水经注》的作者和徐霞客的作品，我当时知道张衡、宋应星、黄道婆，却竟然没有听说过大名鼎鼎的郦道元和徐霞客！于是赶紧又回过头去找相关的材料读，这才形成了一点印象。
地理课因为中学没有学过，不知道会考什么、怎么考，也没有合适的书籍，不知道该看些什么，所以基本上是听之任之。除了翻翻地图外，几乎没有看过相关的书籍。
跟随“饱学之士”进考场
报名之后，先到花溪医院做了体检，然后到花溪清华中学看考场。当时我父母刚调去羊艾农场不久，那个农场在花溪区境内，挨着磊庄机场，所以我属于花溪考生。考试日期是1977年12月15号。
记得考试那天天气阴冷，一大早，天还没有亮，农场全体考生就乘坐农场派出的大卡车，冒着寒风来到考场附近，等待入场。当时的考生，不比现在都是清一色的十八九岁的高中生，不少考生已经三十来岁，一些人戴着眼镜，看起来文质彬彬，一副深不可测的成熟表情，都像是些饱学之士（他们中间的确有不少教师和从事文字工作者），像我这样的应届生并不占主流。站在这些考生中，难免有点不安的感觉。踏进如此肃穆的考场，体味如此严格的考试，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。
具体考试内容，已忘得差不多了。不过一直记得的，是作文试题和两道史地试题。因为当年没有全国统一试题，都是各省自己命题，贵州的作文题叫做《大治之年气象新》，所谓“大治之年”是指“四人帮”垮台后，“华主席领导我们”从“大乱”走向“大治”的特定时期，我已经记不得自己写了什么，总之都是文化革命的余调，大概开头讲一下全国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，接着从身边的琐事中去寻大好形势的个案，最后再抒情三分钟。
什么是农作物？我懵圈了
史地题中，我被两道地理小题难住了，所以印象深刻，那两道题实际上现在的初中生都会答，可当时我确实答不出来，一题是“什么是农作物？什么是经济作物？举例说明。”另一题是“三峡是哪三峡？”
此外，当年的数学题除了正常题之外，还有两道有关微积分的加试题，据说是用来测验那些散落于民间的数学天才的，一般只有高中程度的学生是做不了的。正常题主要都是解析几何和函数的问题，我做得相当顺手，但看到加试题时，把我吓了一跳，最后发现这是选做题，我们可以不做，才松了口气。
十二月中旬考完试后，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。1977和1978两年，高考都要经过初选和最后录取两个步骤，初选表示你已经距离大学进了一步，但经过所谓“优中选优”之后，你还可能落选，或许是因为学业问题，或许是因为家庭出身或政治表现问题，甚至或许是因为别人走后门把你给顶了。因此，当时的高考有很多悬念，不像今天这样一目了然。
从高考到初选，足足等了两个多月。在此期间，羊艾农场开始招收一批新工人，为了给自己尚不确定的未来寻找一个饭碗，我就参加招工进了农场，做了制茶工人。
怕考不上，先找个饭碗
羊艾农场是个劳改单位，里面主要关押的是女犯，从事茶叶生产和制作。我所在的那个大队，教导员是贵大数学系毕业的工农兵学员，姓肖，我进去后一星期左右，他听说我喜欢画画，就让我负责出一期元旦特刊，因此，我花了好几天时间，临摹了一幅大幅的宣传画。
刚刚做完这件事不久，又派我和另一个青年工人去看守一位“犯了错误“的姓李的老头。那老头是这个大队的干部，据说是个老八路，因为奸污一位女犯而被被停职审查，我们的任务就是看着他。他住里面的一间屋子，而我们俩住外面的一间，平时除聊天外，没有别的事情可干。
有时，晚上十一二点，那老头睡了之后，我们就跑到监狱岗亭旁的值班室去吃夜宵，那里有两个漂亮的女孩，其中一个很喜欢看巴金的小说，我们一边吃东西，一边就和她们聊小说。就这样打发了我等待高考消息的两个月。
一天，我接到了通过初选的通知，但当时没有分数查询系统，也没有查分这一说，说你选上了，就算你幸运，说你没有选上，你也没有脾气。要查分，得走后门，因此，我究竟高考考了多少分，至今都还是一个迷。
录取通知书“睡着了”？
初选上了，我就兴冲冲地请假，来到场部填写志愿。但当时没有任何填报志愿的指导，填的时候完全不懂，也不知道填了之后的后果，因为当时的大学在我看来都一样，能上就行，所以，不假思索拿起笔就随便填了两个学校：第一志愿是贵州大学中文系，第二志愿是四川大学历史系。这种贻笑大方的填法，在今天是不会发生的。
填表之后，又开始了等待。还是整天看着那个李老头，晚上吃夜宵，和女孩聊天，参加政治学习。到了三月中旬左右，已经陆续有人开始接到了录取通知书，但是，我却始终没有得到任何消息，不禁有些暗暗着急。
农场有一位老干部，是个老红军，他女儿据说考试成绩很好，政审更不会有问题，但看到别人都录取了，他女儿却没有动静，这位老红军有些着急，就通过关系去招生办询问情况，结果发现自己的女儿已被复旦大学录取。同时，她也意外地在名单中发现了我的名字。回来后，就把这个发现告诉了我父亲，说估计有人想开后门，所以别人都拿到了通知，却一直没有给我发通知。
于是，我父亲也赶紧托人到贵大的招生部门去打听情况，结果，两天之后，我终于也拿到了贵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或许如果没有人去打听，那一年高考我就被人挤掉了也说不定。
（本文曾发表在《贵阳文史》上。此次转载，作者略有改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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